极权主义的本质乃是抹平人间世界的所有界线，以及把人之多元性压缩成单调如一的集体同一性，俾能释放非人性的自然或历史之势力。
极权主义的本质乃是抹平人间世界的所有界线，以及把人之多元性压缩成单调如一的集体同一性，俾能释放非人性的自然或历史之势力。
在鄂兰的解释，极权主义的本质乃是抹平人间世界的所有界线，以及把人之多元性压缩成单调如一的集体同一性，俾能释放非人性的自然或历史之势力。
鄂兰以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体系的运作为起点，说明资本主义如何把人固定的、满足其生存之必需的“私产”（property）转化成不断投资和再投资之无限流动的“资产”（wealth），这种转化也是孕育“资本主义意识”的过程，为扩张资产之原故而进行无休止的资产之扩张，以及以征服全地球为目的，构成了此意识的本质。
依鄂兰的分析，资本主义的“资产积累”的生产方式与不断扩张的原则造就了西方现代社会一大群“孤单”、自觉“多余无用”，以及跟生活世界疏离的“群众”，拚命地追求物欲之满足，充满物欲之激情，罔顾公共事务，但是生活之支离与意义的丧失，使他们成为绝望之存有，他们既无法彼此结合成政治的团体，共同参与政治之事务，更甚者，他们隔绝了其它人，也隔绝了使他们生活有意义的共同世界，在这种“隔绝”（isolation）与“孤单”（loneliness），意即：丧失生活之共同世界）的存在处境，他们不但丧失了现实感，也丧失了合理健全地判断经验的能力，他们极易被任何势力所鼓动。
极权主义运动玩世不恭地发誓遵奉“现实主义”，而它们却明显地蔑视现实的本质，这两者之间构成了奇怪的矛盾。
极权主义运动将目标定在组织群众，并且获得了成功——这个群众并不是像大陆民族国家的旧的利益党派一样的阶级；不是对管理公共事务有观点、有兴趣的公民，像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政党一样。当其它一切政党都只依靠一部分力量时，极权主义运动是依靠纯粹多数的力量，其程度使人口较少的国家即使在其它有形势下也不可能建立极权主义政权。
尽管极权主义运动在夺得政权之前有效地组织了群众，但在绝对攫取了国家之后，又迫使群众中的极权主义潜在统治者纳入更加熟悉的阶级专政或政党专政。
极权主义运动在群众中的成功，意味着对一般民主统治的国家，尤其是欧洲民族国家和政党制度，两种幻想的终结。第一种是大多人积极参与政府，每一个个人都同情自己的或别人的政党。
们。结果是他们的成员中大多数是从未在
极权主义运动在群众中的成功，意味着对一般民主统治的国家，尤其是欧洲民族国家和政党制度，两种幻想的终结。第一种是大多人积极参与政府，每一个个人都同情自己的或别人的政党。事实上相反，运动显示出政冶上中立和无动于衷的群众很容易成为一个民主统治国家里的多数，因此民主可以根据少数人积极地承认的规划来发挥功能。
极权主义运动在群众中的成功，意味着对一般民主统治的国家，尤其是欧洲民族国家和政党制度，两种幻想的终结。第一种是大多人积极参与政府，每一个个人都同情自己的或别人的政党。事实上相反，运动显示出政冶上中立和无动于衷的群众很容易成为一个民主统治国家里的多数，因此民主可以根据少数人积极地承认的规划来发挥功能。被极权主义运动炸得粉碎的第二种民主幻想是，这些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群众无关紧要，他们是真正中立的。
民主自由也许是以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为基础；然而它们只有在公民们属于群体、由群体来代表，或者构成一个社会政治层级时，才获得它们的意义和功能
几乎在所有的欧洲国家内一再重复地发生阶级制度崩溃的情况，而俄国的情况又清楚地指出了欧洲可能发生不可避免的革命变化的趋向。实际上，极权主义运动采取纳粹主义方式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方式，以种族还是以阶级的名义组织群众。假装遵从生命与自然的法则还是遵从辩证法与经济学的法则，其实并无多大区别。
裁恐怖(dictatorial terror)——它和极权主义恐怖不同，只威胁正式的反对者，而不威胁没有政治观点的无害的公民
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propaganda）和恐怖相辅构成，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所指出，而且经常被如此认定。
凡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就用灌输（indoctrination）来代替宣传，使用暴力与其说是恐吓民众（只有在初期阶段，当政治反对派仍然存在时，才这样做），不如说是为了经常实现其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
每一个在极权主义国家里的人可能确信的唯一规律是，凡是政府机构。越明显可见，它们具有的权力就越少，凡是存在的机构越不为人知，最终势必权力越大。根据这条规律，苏维埃由成文宪法承认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权力却比布尔什维克党小，布尔什维克党公开招收党员，被承认是统治阶级，权力却小于秘密警察。
极权主义专政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完全没有成功的或未遂的宫廷政变(只有一次例外，1944年7月，心怀不满的纳粹分子参加了反对希特勒的军方阴谋)。
极权主义政府无论外表如何，都不是由一个集团(clique)或一个帮派统治的，这也是它最重要标志之一。
极权主义政府无论外表如何，都不是由一个集团(clique)或一个帮派统治的，这也是它最重要标志之一。希特勒独裁和斯大林独裁清楚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分子化的个人形成的孤立状态，不仅为极权主义统治提供了群众基础，而且孤立状态一直延伸到整个结构的顶层。
他阻止小集团形成的办法是经常转换权力和威权
在苏俄，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个大工业集团的总经理或外交部的部长，都可能在任何日子里跌落到社会和政治上的最底层，而一个毫不出名的人会取代他的位置，另一方面，在纳粹专政的最初阶段产生某些作用的帮派共谋，后来失去了延续的力量，因为极权主义正是利用它的力量，将这种共谋蔓延到全国，在它的统治下策动全体民众的犯罪。
缺少一个统治集团，便使极权主义独裁者的继任者问题变得特別麻烦和为难。这个问题的确使所有的篡位者困扰，而更有特点的是极权主义独裁者从无一人试过建立一个王朝、指定儿子继位的旧方式。
而每一个被指定的继位者一旦开始明白实况，过一段时间他就会被自动清除。有效的、相对长久的任命的确预设着集团的存在，它的成员们会分享领袖垄断的内幕知识，而这正是领袖必须不惜一切予以防止的。
整个国家最终会在他死去时遵从偶然被任命的任何人，不会有渴望权力的反叛者否定此人的合法性。
因为各种互相冲突的命令常常使实际工作拖延，直到领袖的命令决定了事情为止：精英干部的狂热对于运动的功能至关重要，它系统地废除了一切对具体工作的真正兴趣，产生了一种思想状态，每一种可想见的行动都被看成某种完全不同事物的工具。
在技术能力严重短缺的时代，集中营里关满了“高水平的工程师，他们竞相做管线铺设、修钟、电力照明、电话修理等等工作。
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是，极权主义独裁者比运动领袖更能够而且必须实践经常性的、大规模地撒谎的艺术．这部分是同行者队伍膨胀的自动结果，部分则由于一个政治家令人不愉快的话并不像煽动人心的党领袖那样容易撤销。
至于经济目标，极权主义政权在自己国家里随心所欲，就像俗话说的一大群蝗虫。极权主义独裁者像一个外来征服者一样统治自己的国家，使事情越来越糟，因为它用无情来达到效率，这在周围国家的暴政中也是明显少见的。30年代初，斯大林对乌克兰的战争比德国可怕的血腥侵略和占领更加有效率。这就是极权主义为何选择傀儡政府来统治，而不顾这些政权有明显危险的原因。
而是以最高结果来藐视直接结果；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毫无根由地忽略民族利益；不是不考虑追求自我利益，而是嘲笑功利主义动机；不是渴望权力，而是“理想主义”，即对一种意识形态虚构世界毫不动摇的信念--这些都作为一种新的不安因素进入国际政治，比纯粹的侵略更令人不安。
同样的想法使希特勒为了党卫军干部而牺牲整个德国；当德国城市变成瓦砾、工业能力被摧毁时，他并不认为战争已经失败，而当他得知党卫军部队已不再可靠时，他才认为是战败了。
一党制的目标不仅是夺取政府行政权，而且用党员充实所有的职位，达到国家和政党的完全合并，以使党在夺取政权后变成政府的宣传组织。
一切专制主义都倚重秘密警察，感到自己的人民比外国民族威胁更大。
极权主义警察的任务不是去发现罪行，而是当政府决定逮捕居民中某一类人时，它能立即出动。
可以发现极权主义的成分，那么结论就不可避免：这种危机并非来自外部的纯粹威胁，并非德国或俄国某种侵略性的外交政策的纯粹结果，它不会随着纳粹德国的垮台而消失，也不会随着斯大林之死而消失。甚至只有当极权主义成为陈迹时，我们这时代的真实困境才会显现其真正形式——尽管不一定是最残酷的形式。
我们就立即会倾向于去解释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是一个毫无法纪的管理形式，权力只归属于一人。一方面是滥用权力，不受法律节制，屈从于统治者的利益，敌视被统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恐惧作为行动原则、统治者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统治者——这些在我们全部的传统中都是暴政的标志。
我们就立即会倾向于去解释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是一个毫无法纪的管理形式，权力只归属于一人。一方面是滥用权力，不受法律节制，屈从于统治者的利益，敌视被统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恐惧作为行动原则、统治者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统治者——这些在我们全部的传统中都是暴政的标志。
它不是恣意妄为，而是比以前的任何政府形式更服从这种超人类的力量；它也不是使权力从属于一个人的利益，而是随时准备牺牲每一个人的重大直接利益，来执行它认定的历史法则和自然法则。
恐怖即执行运动法则，运动的最终目的不是人的福利或一个人的利益，而是建设人类，为了物种而清除个人，为了“整体” 而牺牲“部分”。自然或历史的超人类力量有其自身的开端和终结，因此只有用新的开端和每一个个人实际生命的终结才能阻挠这种力量。
法律对每一个新的开端设置障碍，同时也保证它的运动自由，这种自由是其种全新的、无法预言的事物的潜在力量；成文法的界限说明人的政治存在，如同记忆说明他的历史存在；它们保证一个共同世界的预先存在，某种连续的实在，它超越每一代人的生命跨度，吸收一切新的起源并由它们来滋养。
它在个人之间替界线和沟通渠道换上了一条铁带，将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似乎他们的多元现象已经消失，变成了大方向中的一个人一样。撤除人际法律的藩篱——例如专制暴政所做的那样——意味着夺走人的自由，摧毁作为一种活生生的政治现实的自由；因为由法律圈围出来的人际空间，是自由的生活空间。
假如政府的本质定义为守法，假如能够明白，法律是人类公共事务中的稳定力是（自从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里向大神宙斯祈求以来便一直如此），那么就产生了政体的运动及其公民之行动的问题。
衡量一个政府的优点的明确标准之一是它的延续性。根据孟德斯鸠的看法，暴政的坏处之最高证明是它们能从内部被摧毁，会自己衰落，而其它政府是从外部环境被摧毁的。
封面 导读 初版序 第一部<反犹主义>序言 第二部<帝国主义>序言 第三部<极权主义>序言 第一部 反犹主义 第一章 蹂躏常识的反犹主义 第二章 犹太入、民族国家与反犹主义的产生 第三章 犹太人与社会 第四章 德雷富斯事件 第二部 帝国主义 译序
“民族国家”的宪政法治结构经不起经济的无限扩张，更甚者，它抵挡不了各种以血缘关系、语言文化、区域认同为基础组合成的“族群”所揭示之“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的攻击，最后，代表启蒙理念、法治伦理与宽容原则的西方
西方国家同世界其余国家之间的巨大鸿沟。不只而且主要不在于财富，而在于教育、技术、以及总体能力的差距。
换言之，人们一向知道苏联的官方出版物是为宣传目的服务的，因此完全不可靠，现在看来，它的可靠资料和统计材料也许从来就不存在。
(remolding)——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胜利之后立即将目标对准“组织上国际化、意识形态全面化、政治野心全球化”(见本书547页)，也就是说，它的极权主义迹象从一开始起就表现了出来。
目前还很难判断，部分原因是我们知道的情况还不够，部分原因是一切事物还处于流动状态中。由于目前情势的不确定，我们又加上自己所设置的障碍，我们从冷战时期继承而来的官方“反意识形态”
警察的优势不仅符合镇压国内群众的需要，而且也符合统治全世界的意识形态主张。很明显，凡是将整个世界视为它们的未来领土者，都会加强对内的暴力机构，都会不用军队、而用警察来作为对被征服地的统治手段。
苏联人民无疑被剥夺了一切形式的政治自由，不光是结社的自由，而且是思想、观点和公开表达的自由。
作家西尼耶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和达尼埃尔((Yuli M．Danie1)受审判，原由是在国外出版了在苏联境内不能发表的作品，他们分别被判处七年和五年苦役，根据立宪政府的法律标准，这当然属于肆无忌惮的行为：但是他们的法庭陈述却传遍了全世界，不会被人遗忘。
他们的名声也不能归结于烂熟的谎言宣传手法对无知和愚蠢的胜利。因为极权主义运动的执政之前和执政期间的宣传一贯坦率而且善于撒谎，未来的极权主义统治者通常以吹嘘他们以往的罪行和小心地勾勒他们未来的犯罪计划，来开始自己的事业，纳
极权主义之成功中令人不安的因素必定是它的信奉者真正的无私（selflessness）：可以理解，一名纳粹分子或者布尔什维克分子不会因为对不属于运动的民众或者敌视运动的民众犯了罪而动摇他的信念；然而令人惊异的事实是，如果他遭到厄运，甚至自己变成迫害的牺牲品，被整肃出党，被送进苦役营或集中营，极权主义的魔鬼开始吞噬他自己的孩子，他也不会动摇。
在印度和中国，极权主义统治却有极好的机会，那里几乎有永不枯竭的材料可以喂养极权统治的那架不断积聚权力、不断毁灭人的机器，更有甚者，那里的人典型地感觉到人口太多——这在欧洲还是一种新现象，过去一百五十年间大规模失业和人口剧增现象并存——几百年来普遍地蔑视人类生命价值。）
对公共事务无动于衷，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并不构成充分的原因。
更严重的问题是，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是否能忽视在中国曾经发生和仍在发生的情况。
更严重的问题是，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是否能忽视在中国曾经发生和仍在发生的情况。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我们所知的比苏联三十年代的情况更不可靠，部分原因是这个国家在革命成功之后又成功地将自身与外国孤立起来，部分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高层的叛变者还未求助于我们——当然，这本身的意义也已足够了。
对付反对派的方法是“思想整顿”，一种精心设计的过程经常地训练和重铸人的大脑，全国人民似乎或多或少都须服从。
极权主义政府同专政与暴政不一样，它们之间的区别绝不是可以安全地留给“理论家们”讨论的的学术问题，因为全面统治是唯一一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共存其中的政府形式。因此，我们很有理由严格地使用“极权主义”这个词。
在极权主义条件下，恐惧或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普遍存在；但是，当恐惧引导的行动不再有助于避免人所害怕的危险时，恐惧就失去了它的实际用处。
在极权主义条件下，恐惧或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普遍存在；但是，当恐惧引导的行动不再有助于避免人所害怕的危险时，恐惧就失去了它的实际用处。同情政权或支持政权的情形也是如此；因为极权恐惧不仅根据客观标准来选择受害者；它在选择执行者时，也尽可能不顾其信念和同情。自
极权主义教育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培植信念，而是破坏形成信念的能力。
极权恐怖的强制力量用它的铁掌，迫使孤立的人组成的群众集合起来，并且在一个对于他们而言已变成荒野的世界里支持他们，而另一方面。逻辑推论的自我强制力量使每一个个体在他独自的孤立状态中反对一切他人。
正如恐怖（即使在极权之前还仅仅是暴政形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逻辑思维的自我强制破坏了和现实的一切关系。
恐怖只有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立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
一切专政政府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这种孤立。
一切专政政府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孤立会成为恐怖的开端；它当然是恐怖的最肥沃土壤；它总是恐怖的结果。
孤立（isolation）和无能（impotence），亦即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一向是暴政的特点。
孤立是一种人被驱入的绝境，他们的政治生活、他们追求一种共同目的的共同行动都被摧毁。
人只要他是一个制作工具的人（homo faber）就会倾向于使自己孤立，暂时离开政治范围。
即使是物质与感官的世界的经验，也取决于我同其它人的接触，取决于我们的共同感觉（common sense），共同感觉规范并控制其它一切感觉，若无共同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封闭在自己特殊的感觉资料中，而这种感觉资料自身是不可靠的。
孤独不是孤寂（solitude）。孤寂要求独处，而孤独却在和其它人在一起时因明显地显示出来。
孤独的人发现他被其它人包围，他和他们无法建立联系，也不知究竟与谁敌对。
孤独的人发现他被其它人包围，他和他们无法建立联系，也不知究竟与谁敌对。孤寂的人却相反，他是孤独的，因此“可以自顾自”，因为人有能力“自言自语”。
孤独的人发现他被其它人包围，他和他们无法建立联系，也不知究竟与谁敌对。孤寂的人却相反，他是孤独的，因此“可以自顾自”，因为人有能力“自言自语”。换言之，在孤寂中， 我和“自我”（self）共处，因此合二为一，而在孤独中，我实际上是被众人抛弃的一个人。严格说来，一切思维都在孤寂中进行，是我与自己的对话；但是这种合二而一的对话并不失去与我的同类伙伴世界的接触
孤寂可以变为孤独；这发生于我完全靠自己来抛弃自我之时。孤寂的人永远处于变成孤独的危险之中，他们不再发现同伴情谊的拯救恩惠可以使他们免于两重性、暧昧和怀疑。
除了一个人之外，谁也不了解我；而他也误解了我。
题名为“意识形态与恐怖统治”，分析极权主义政制跟过去的专制政体本质上的差异，书名也改成现在的名称。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第二部分，鄂兰探讨西方现代性的进展中，“潜伏的暗潮”如何导致人本主义与启蒙之文明的崩溃，
在此动态的运动法则的支配下，极权主义者名正言顺地摧毁一切阻挠此运动的既成制度与宪政的结构，扫除人间世界的任何法律与道德伦理的界线
极权主义的本质乃是抹平人间世界的所有界线，以及把人之多元性压缩成单调如一的集体同一性，俾能释放非人性的自然或历史之势力。
一种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的狂妄；另一方面则是自认为执行历史或自然之动态法则的工具，一切作为因此不是自发性的，或是自律性的，而是法则支配下的傀儡，这造成极权主义者全然丧失“政治责任”的理念与承担。
极权主义的以逻辑演绎与历史目的论为宗旨的“意识形态”如何可能塑造社会之力量，得以蛊惑人的心思，愿意放弃一己之私奉献于它不断造成的运动？
但是作为一无国籍民，犹太人无法培养政治意识与参与政冶事务的能力，造成犹太人政治冷感与被动反应政治现实的习性（
同时，在讲求人权与法治的现代民族国家里，犹太人可以获得社会政治地位的保护，但犹太人所置身的安全处境只是暂时性的。
鄂兰以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体系的运作为起点，说明资本主义如何把人固定的、满足其生存之必需的“私产”（property）转化成不断投资和再投资之无限流动的“资产”（wealth），这种转化也是孕育“资本主义意识”的过程，为扩张资产之原故而进行无休止的资产之扩张，以及以征服全地球为目的，构成了此意识的本质。
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一方面动摇了有一定疆域与宪政法治之一定结构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使国家逐步丧失在它治理的疆域里保障公民权与超越人种族群之上的功能作用
另一方面，执行资本主义扩张的所谓“帝国主义”在亚非的殖民经验中，孕育出“种族主义”，藉此合理化他们对殖民地的征服，同时，“种族主义”让他们确立以人之生物属性为本的政治共同体理念，
护卫他们之政治社会地位的“民族国家”，其宪政法治结构受帝国主义扩张而动摇，以及它所保障之人权与法律之平等抵挡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及随之而起的民族或种族歧视之压力，在这种处境下，犹太人具有的文化特殊性及他们在现代历史中跟“民族国家”的紧密关系，遂变成种族之歧视与仇恨的显著目标。
“民族国家”的宪政法治结构经不起经济的无限扩张，更甚者，它抵挡不了各种以血缘关系、语言文化、区域认同为基础组合成的“族群”所揭示之“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的攻击，
，因为全面统治是唯一一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共存其中的政府形式。